“近平同志與我是布衣之交”

—— 習近平在廈門(十二)

2019-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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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學習時報》作者: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訪對象:陳慧瑛,女,1946年生于新加坡,歸僑,散文作家、詩人、教授。1967年廈門大學畢業后到太行山插隊勞動6年,1978年至1988年任《廈門日報》社文藝副刊主任編輯、記者,1988年至2007年任廈門市人大常委、僑港澳臺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員會主任,1992年至2002年任福建省人大代表。

  采 訪 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訪日期:2017年6月3日

  采訪地點:廈門市陳慧瑛家中

  采訪組:陳主任您好!習近平同志在廈門任副市長期間,您是《廈門日報》社文藝副刊主任編輯、記者。您和他是怎樣認識的?請您談談你們第一次見面時的情形。

  陳慧瑛: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從河北省正定縣來廈門任副市長的。對這位年輕的副市長,我有著真誠的崇敬和刻骨銘心的記憶。

  1985年,我已經在《廈門日報》社工作了8年。因為當時特區剛剛興起,我在副刊當文藝編輯,一邊做編輯工作,一邊主動采寫新聞當記者,幾乎每周都有一篇比較大的文章刊登在《廈門日報》上,當時很多人喜歡讀我的文章。那年冬天的一天,分管文教宣傳工作的近平同志來到深田路46號《廈門日報》社,問遇到的人:“陳慧瑛同志在哪里?”人家告訴他我在5樓,他就噔噔噔地上樓來。見到我以后,人家給他介紹:“這就是陳慧瑛。”他聽了,很高興地伸出手來和我握手,滿面笑容地說:“你就是老陳啊!你的報告文學、散文還有散文詩都寫得很好,我很喜歡,你為宣傳特區的人和事做了很多工作。”

  近平同志來到廈門的時候是32歲,當時的我還不到40歲。見到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輕人這樣鼓勵我,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本以為他是來投稿的,報社的同仁告訴我,這就是習副市長。他穿著白襯衫和外套,很帥氣、很年輕,個子很高。我們簡單聊了一會,發現他非常和藹可親,言談儒雅,很熱愛文學,對古今中外的文學著作非常熟悉,令我十分敬佩!由此,開啟了我們之后幾十年的“布衣之交”。

  直到現在,我和近平同志一直保持著聯系,包括和彭麗媛同志——當時我叫她小彭,現在叫她彭主席,因為她是全國文聯的副主席,我的本職工作是市人大僑港澳臺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員會主任,也是廈門市連任五屆的文聯副主席、作協主席。近平同志在福建將近18年的從政歲月里,由于工作、生活上接觸的方方面面,我對他既具有雄才大略、又特別珍重情義的特質,有著極為深刻的記憶。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非常喜歡讀書,也愛好文學。他和您有過文學方面的交流嗎?

  陳慧瑛:近平同志剛到廈門的時候還是單身,業余時間就邀請記者、作家、文學青年在一起,談文學、談藝術。他博聞強記、學識淵博,和大家親密無間,我們也從不把他當官員看待。他自己也寫詩、隨筆和小說。你們可能想象不到,他竟然寫過電影劇本。

  1986年初春的一天,時任北京《中國工人》雜志社主編的郭晨同志是位作家,也是我的朋友,從北京到廈門來,除了向我約稿,還請我帶他去見近平同志,他們原來就曾相識。

  《廈門日報》社在廈門深田路,近平同志住在圖強路,離得很近,拐個彎就到了。到了他家,我們交談甚歡,談文學、談藝術,談北京、談廈門,可謂無所不談。后來了解到在北京工作時,近平同志和郭晨一起創作了一部電影文學劇本,名叫《基督醫生》,分6期連載在1986年5月至6月的《廈門特區文學報》上。

  采訪組:請您講講習近平同志當時關心文藝工作者的故事?

  陳慧瑛:近平同志對文藝工作者確實非常關心。我就講兩個我自己親身經歷的小故事,一個是要車,一個是要房。

  1986年冬天,廈門市文聯主席對我說:“我們文聯從解放初到現在,幾十年了一輛公車也沒有,年紀大的藝術家們每次開會、參加活動都很不方便,特別是遇上刮風下雨就更麻煩了。你和習副市長熟悉,能不能請你將情況報告給他,讓他給文聯批一部工作用車。”我當時兼任市文聯副主席,覺得這也是分內之責,就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向近平同志請示。沒想到他一聽,馬上露出非常關切的表情,問我:“真的幾十年都沒有一部公車嗎?”我回答,確實沒有。他說,那就請文聯寫個報告來吧。后來,他真的把文聯的報告批給市財政局。兩周之后,市文聯就領到了第一部公車——12座的豐田面包車。

  過了不久,市文聯又希望通過我向近平同志給文聯申請幾套福利房。本以為剛剛要了車,又去要房,他會拒絕。可沒想到,近平同志很認真地向我了解市文聯現在各級干部住房情況和具體困難,然后就在市文聯的報告上作了批示。大概一個月左右,市里就為文聯劃撥了3套職工用房,一套給了文聯的老主席,一套給了資深的老編輯黃登輝同志,還剩下一套分給一名新來的職工。

  采訪組:您說您和習近平同志是布衣之交,您能說說你們之間的一些交往細節嗎?

  陳慧瑛:最能體現我與近平同志布衣之交的,就是我兩次為他送行的事情。

  第一次是1988年,他調離廈門前往寧德工作的時候。

  有一天,我到漳州市龍海縣采訪,大概晚上6點左右,當地同志告訴我,縣委辦有我廈門來的長途電話。我一聽,以為家里有事,急忙趕到縣委辦公室,拿起電話,問:“您是誰啊?”電話那頭傳來近平同志的聲音:“是我,我打電話來向你告別。”我先問他怎么知道我在龍海,他說他打電話到我家,我愛人老吳告訴他我到龍海來采訪了。他跟我講:“組織上要調我到寧德去,明天就走”。

  我一聽馬上就說:“那我趕回去為你送行!”但近平同志說:“龍海開船要有潮水,明天要下午漲潮時才能開船,我明天上午就離開了。陳大姐,以后你到寧德來看我吧。”為了能趕回廈門送行,我決定連夜乘車,取道漳州回去。第二天一早6點多,我趕到圖強路近平同志宿舍。他一看到我,快步走過來,兩手與我緊緊相握,又驚又喜。正式分別時,近平同志一再囑咐說:“大姐,到寧德來看我!”那一刻他很淡定,很平和,我在他的目光里面看出了他對廈門這片土地的眷戀。

  第二次送別是在他從福建省長任上調往浙江時。2002年10月10日上午10點多,我正在市人大辦公室上班,忽然接到近平同志秘書打來的電話,說:“省長交代我告訴你,明天中午一點鐘,他就乘飛機去杭州上任了,今后你去浙江,一定要去看他。”我就問他,習省長去了浙江還是當省長嗎?秘書告訴我,任代省長。

  我聽了之后,真的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畢竟浙江與福建相比是江南大省,這是榮調,我真誠地為他高興;但是如此愛民、如此優秀、如同親人一般的近平同志要離開福建了,我心中的留戀和難過,也實在言語難表。當時廈門還有一位同志聽說了近平同志要去浙江的消息,與我約定一起去送行。第二天清晨,我們從廈門趕到福州,在省委大院見到了近平同志。他握著我的手說:“大姐,你來了我很高興。”隨即交代秘書去沏茶。他又說:“大姐,我要到杭州去了,不知道你有什么指導意見?”我說:“不敢不敢。我們冒昧從廈門趕來,您臨行前又百務交集,我們看你一眼就走。”他連說不著急,又請我們喝茶。隨后,他讓秘書給我們照了合影。

  采訪組:請您談談您與彭麗媛同志是怎樣結下深厚文緣和友誼的?

  陳慧瑛:我與彭麗媛的文緣和友誼,起于近平同志幫我請彭麗媛來廈門演出。

  1988年10月,廈門市人民廣播電臺和廈門悅華酒店決定聯辦“我愛廈門”文藝晚會,在準備邀請的中國歌壇精英的群芳譜上,第一位就是彭麗媛同志。可是電臺臺長、副臺長兩次到北京去邀請,要么是彭麗媛正忙,要么就是失之交臂,非常遺憾。

  他們知道我和近平同志熟悉,就上我家來說:“慧瑛同志,請你給習書記打個電話,讓他幫我們請彭麗媛同志到廈門來演出吧。”雖然有些畏難情緒,但我還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在家用座機給近平同志打了電話。

  近平同志接起電話,聽我講了事情的原委之后說:“你電話打得真巧,小彭昨晚剛從北京回來探親。我一定讓小彭去。”然后他舉著電話,對身邊的小彭講:“大姐來電話了,請你到廈門去演出,我替你答應了。”隨后又讓小彭來跟我講電話。我和小彭通電話的時候說:“廈門人民特別歡迎你呢!明天就派車子去接你過來。”彭麗媛連說:“不要不要,千萬不要,我就坐大巴去。”我說那怎么行,從寧德到廈門要8、9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呢。但她還是堅持,說:“大姐,別勞民傷財了,我就搭長途汽車去!”

  果然,第二天下午大概五點多鐘的時候,小彭就坐著大巴風塵仆仆來到廈門,我和我愛人老吳、還有電臺臺長一起去長途汽車站接她。我們一再問她累不累,她笑呵呵地連連擺手,說:“蠻好的,不累!不累!”這位風靡九州,飲譽歐、亞、美幾十個國家的著名歌唱藝術家,留給我們廈門人的印象是親切、樸實的,一點沒有名人的傲氣和架子,所以,我們和她的心一下子就貼近了。

  晚會上,彭麗媛唱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蘇三起解》《掌聲響起》,她每唱一支歌都是掌聲不斷,一再謝幕都下不來,只好一支歌一支歌接著唱。廈門的百姓不論男女老幼,全都沉浸在藝術海洋里,深深感受到她的歌聲里充滿溫情,充滿愛意。那一天,掌聲雷動、萬眾歡騰的場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那次演出臨別時,彭麗媛對我說:“我愛廈門,廈門是我的第二故鄉,這兒曾經留給我許多美好的回憶和難以忘懷的往事,將來我一定爭取機會,再來向廈門人民獻歌。”她評價說廈門的觀眾是一流的,她走過很多地方,很少看到一個城市具有這樣廣泛的富有藝術氣質的觀眾。

  采訪組:我們知道,您后來還為彭麗媛同志寫作了《亭亭玉荷溢芳馨》一文,請您講講這篇文章的由來吧。

  陳慧瑛:說起《亭亭玉荷溢芳馨》這篇文章的由來,我先要說說近平同志和彭麗媛那段感人至深的婚戀。現在所有談他們倆婚戀的文章,大都是從我30年前撰寫的這篇文章脫胎而出。

  1988年10月那次與彭麗媛相會后,我們就成了朋友。在臺下,彭麗媛是一位天真爛漫的大學生——那時候,她還在讀研究生,談吐風雅謙和,舉止彬彬有禮,一點沒有所謂的“歌壇天后”、“耀眼明星”那種咄咄逼人的氣勢,留給我的印象非常美好。

  當天晚會過后,我們在餐館吃飯。我說:“為了藝術,你不斷勞累奔波,回一趟家也不容易呀!”她對我說:“是啊,所以近平挺苦的。我不在身邊,他的工作挺忙,一個地委書記,牽掛著千家萬戶,哪里顧得上照顧自己?所以,只要一有機會,我就到他那兒去,給他做幾頓可口的飯菜,調劑一下生活。”我很驚訝,說:“你會做飯?”小彭說:“會呀,不僅會做,而且還每天變著花樣,有時也和近平一起磋商菜譜。”

  在彭麗媛眼中,近平同志雖然是中央領導人的孩子,但他從不擺架子,對自己要求很嚴格,很有事業心,也很能吃苦。他的許多同學都出國賺錢去了,他也不是沒有條件出去,但他選擇了一條更艱難的路,選擇了當人民公仆的路。彭麗媛說,我不僅愛他,還可以說是崇拜他。有時候我想,我應該到他身邊去,這樣起碼他的生活有人照料。但他不愿意我放棄音樂事業,他希望我在藝術的山峰上繼續攀登。因此我們不得不常常像牛郎織女一樣分處天涯海角。

  聽了小彭一席話,我的心被深深感動了。想不到這樣一位聲名顯赫的藝術家,既是一位目光遠大、胸襟開闊的智慧女性,又是一位溫婉體貼、賢惠能干的賢妻。小彭還告訴我:“去年我們在廈門結婚,新房就是那個舊宿舍,你去過的。”我馬上回答說:“我知道,是圖強路宿舍。”她說:“是呀,舊宿舍里的家具也全是舊的,我們沒有再增添什么,一切簡單樸素,一床舊棉被就結了婚。婚后第四天我回北京參加藝術節,然后訪問加拿大、美國。我沒有屬于自己的時間,讀書、寫論文、演出等,占據了我絕大部分時間,但我不論走到哪兒,心里總是牽掛著近平!”

  小彭還說,有的女性從事舞臺藝術,丈夫不愿意,可近平一點也不狹隘,特別理解和支持她的事業。近平的家人也很喜歡她,一再勉勵她在藝術領域發憤圖強、精益求精。

  1989年春天,廣東《家庭》雜志向我約稿。當年《家庭》雜志是全國十大期刊之首,發行量500萬份。我就1988年與彭麗媛美好相逢的往事,寫下了這篇《亭亭玉荷溢芳馨》,發表在這本雜志1989年第6期上,引起較大反響,被評為當年《家庭》最佳作品第一名。

  文章發表后,我并沒有告訴近平夫婦,當然更沒有寄雜志給他們。1989年7月的一天,我意外地接到彭麗媛從福州打來的電話,她說:“大姐,我到福州來了,謝謝你給我們寫了那么美好的文章,我們看了都非常感動!近平要我打電話謝謝大姐!”我聽了以后,說:“我沒寄雜志給你,你又那么忙,怎么能看到文章呢?”她說:“是我媽媽寄給我的。”后來我了解到,是齊媽媽寄給彭麗媛的。她接著說:“媽媽說,‘有一位作家給你倆寫了篇文章,寫得很好,特地寄給你們讀一讀’。”我聽了她的話,說:“小彭,我寫這篇文章,是要弘揚一位藝術家感人至深的人文精神,要贊美近平同志這種深得人心的領導風范。”

  采訪組:在您和習近平同志夫婦接觸交往過程中,還有哪些令您難忘的回憶?

  陳慧瑛:有很多,我講幾個小故事吧。

  第一個故事叫“年年賀卡飛南北”。近平同志自1988年春離開廈門到現在,轉眼30年了。每一年新年前夕,我都會給他寄賀卡,同樣的,每年的元旦春節也都會收到他給我的賀卡。無論他在寧德當地委書記,在福州當市委書記,在福建省當省長,在浙江省當省長、省委書記,還是在北京當國家副主席,都是一如既往。有一年元旦,近平同志從浙江省政府寄來一張賀卡,春節又從浙江省委寄來一張賀卡。

  特別是到了2013年元旦前夕,收到近平同志從中南海發出的賀卡信封和彭麗媛親筆題寫的新春賀卡,我的心情十分激動,難以言表!那時候,近平同志已經貴為一國至尊,日理萬機,但仍然不忘故舊,那一種天高地厚的關懷,沒有任何功利,只有人間的至誠,令我止不住流下熱淚。

  第二個故事是“齊媽媽的信”。2002年5月24日,習仲勛老前輩逝世了。一直以來,我聽到了太多關于這位老人的故事和事跡,我從心底里崇敬這位正直無私、高風亮節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聽到這個噩耗,我感到深深痛惜,立即發去一份唁電和一副悼聯。當然,這份惋惜痛悼之心也包含著我與習近平夫婦一份年深日久的友誼,但畢竟我的文字所能表達的也只是一點微薄的心意而已。

  讓我想不到的是,當年的6月5日,我收到齊心媽媽從福州轉來的一封感謝信,信上是這樣寫的:

  陳慧瑛同志:

  習仲勛同志病重住院期間,得到了您的真誠關心。習仲勛不幸逝世后,您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和親切的慰問。這一切,使我和孩子們深受感動,在我們最悲痛之時,體會到了深厚的親情和溫暖。在此,我們特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謝!

  最后,祝您和全家健康、祥和、快樂!

  齊心率子女敬上

  2002年6月5日

  第三個故事叫“文代會上淚滂沱”。2011年11月,第九屆全國文代會、第八屆全國作代會在京召開,也就是這一次,彭麗媛當選全國文聯副主席。

  我已經連續參加了6屆全國作代會、文代會,前后30年。有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貴賓廳,我與夏菊花、馮驥才、楊麗萍等坐在一起,心想這回彭麗媛當選全國文聯副主席,我們應該可以見到面吧。正想著,就看到彭麗媛穿著軍裝從貴賓室出來了。我趕快起身,想過去跟她握手,沒想兩位女兵一下子靠上來把我擋住。想不到這一切都被彭麗媛看在眼里,她直接上前兩步,快步走過來,雙手握著我的手,既親切又熱情地說:“我看到福建的代表名單上有大姐的名字,就想這回肯定能見到大姐啦!老習交代我問大姐好,問大姐全家好!”

  我當時有點反應不過來,內心十分感動,眼淚在眼眶里打轉。我說:“托習書記的福,全家都好。請代我們全家問他好!”

  這次見面,我和彭麗媛還在人民大會堂貴賓廳留下了珍貴的合影。

  采訪組:您連續擔任四屆廈門市人大僑港澳臺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員會主任,一直致力于推進僑務工作。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在廈門任副市長和后來在省委工作時是如何關心僑務工作的?

  陳慧瑛:從1987年到2007年這20年間,我連任5屆廈門市人大代表、4屆市人大常委,連續2屆被選為福建省人大代表,另外我又在市人大連續4屆擔任僑港澳臺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員會主任,分管僑港澳臺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工作。一方面,我本身是歸僑;另一方面,跟近平同志較為熟悉,所以他當年在廈門、福州、福建省工作期間,對這些工作的高瞻遠矚、宏韜偉略和對僑港澳臺同胞無微不至的關心關懷,福建人民記憶猶新,作為歸僑和僑務工作者,我更是深深感動,受益匪淺。

  福建是重要的僑鄉,特別是廈門。有人說過:“沒有華僑就沒有廈門的歷史,沒有華僑就沒有廈門的今天”。而且,廈門還是世界華僑領袖陳嘉庚的故鄉。近平同志對這些情況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指出,作為地方一級黨委、政府,不僅要重視、支持僑務工作,必要時領導還要親自做有代表性的僑商、僑裔的工作。

  他在福州任市委書記期間,建立了福州市三級僑情資料庫,還建立了與海外200家大華僑、大客戶的聯系制度。他曾經專門創立“大僑務”觀念——他在一篇題為《“大僑務”觀念的確立》的署名文章中寫道:“新時期的僑務工作要打破地域的界限,跳出僑務部門的范圍,使之成為黨和各級政府的大事,成為全社會共同關心、參與的大事。”

  他還在文章中提出了很多僑務工作的新思路,諸如要從老一代華僑工作轉向新一代。現在新一代華僑的范圍很廣,除了老一代華僑的后裔,很多留學歸來的人也都視同歸僑來對待。要做好國內歸僑的工作,由送上門轉向主動上門去工作。如果沒有“華僑對發展起了很大作用”的整體概念,是提不出“大僑務”的理念來的。

  采訪組:請您再回憶一下當時習近平同志對港澳工作和宗教外事工作的關心。

  陳慧瑛:近平同志對港澳同胞、港澳前途的關懷,也是一以貫之的。上世紀90年代,在國際金融危機導致港澳經濟遭受重創的時候,近平同志親自到港澳地區去,廣泛接觸各界人士,指出:“只要精神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后來,他在全國兩會期間與港澳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座談時強調“兄弟同心、其利斷金!”他高屋建瓴的指示和身體力行的關懷,在那種經濟低迷、人人自危的氛圍下,給了港澳同胞,特別是金融界、商企界很大的鼓舞,為增強抗擊危機信心、為安定港澳社會起了定心丸的作用。

  宗教工作方面,我記得2000年省人民代表大會期間,近平同志前來聽取廈門團代表的討論。那次我就宗教旅游提出六點建議。近平同志聽后說:“我同意陳慧瑛代表的六點建議。我在當副書記的時候,也分管宗教工作,始終本著‘逢廟必進,入鄉隨俗’的宗旨……”他話音未落,全體代表掌聲雷動。他那一份平民情懷,贏得了代表們的崇敬和信賴。

  我認為,無論是近平同志作為黨的總書記提出的外交政策,還是他在外交中展現的大國領袖風范和人格魅力,都是前無古人的。作為一個老外事工作者,我衷心敬佩他。從上世紀90年代起,近平同志就有很多與眾不同的地方。他總是能用真誠、貼心的語言,贏得其他國家的朋友、港澳臺地區的同胞們和各國僑胞的心。他親切、親和、拉家常一般樸實無華接地氣的語言,總是讓你覺得他是你的朋友,無形之中就被他折服了。我想起有一次,已經是國家副主席的他到廈門調研,在湖里區金尚社區,一位老人用紅紙剪了一幅“福”字送給他,說“把福氣送給主席”。他高興地接過來并回答說:“也希望你們能夠快樂、安康,大家一起過上幸福生活。”我們的近平同志是多么平易近人啊!

  金杯銀杯不如人民的口碑,廈門人民對近平同志都帶著一種真誠的崇敬和熱愛。歷史將證明,習近平是一位偉人!而我作為他的一位平凡的布衣之交,今天看到他已經成為舉世矚目的偉大領袖,成了全國人民無比熱愛的總書記,很難用語言來表述心中刻骨銘心的喜悅和敬愛!

(網絡編輯: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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